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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与玉洁姐跑到陈东升跟前时，陈东升已经在赤脚医生的搀扶下站起来了，但是脸上的血还没擦净，衣裤上沾满了泥水、石块的白印，当然还有血迹。赤脚医生说，不行，我得带你去卫生院。陈东升答，没伤到骨头，只擦破点皮。玉洁姐可能没听到陈东升的话，上前抓住陈东升的小臂急声问：东升你怎么出了这么多血，你怎么了，这怎么好。
陈东升看着玉洁姐笑一下，离开赤脚医生的搀扶，迈开步一瘸一拐着走。玉洁姐拽着他的小臂，眼睛紧紧盯着他的脸跟着走，我跟在他俩的后头。7、8步后，陈东升停住，歪下头来对玉洁姐说，真的没事，就是擦破点皮，没伤着骨头。
他是深情地看着玉洁姐说的这句话。他眼中的深情，电火一样击中了我的心。然后，他看向我，对看上去有些吓坏的我说，没事的小米，我走的这不是很好么，听说你让你们的突击队长想到了中国革命。
这时，公社干部匆匆赶来，硬要陈东升去卫生院。陈东升诚恳地对他说，真的没事，就头上出了些血，擦干净包一包，什么都看不出来，骨头好好的，耽误不了干活，大家马上接着干。
公社干部又让陈东升走了几步，看着瘸拐度不很重了，也就不再坚持。赤脚医生给陈东升包好了头上的伤口，并用棉球把脸擦干净，公社干部就由着陈东升，带着知青们走向塌方处。
原来，经技术人员查勘，这个工段没塌下来前，潜伏着巨大的隐患，不能采用惯常的填充方式抢修。填充方式不仅要冒巨大的风险，还不见得能填充到位，牢靠性会打折扣。为了确保工程质量得先让这段塌方下来，然后重新垒砌。
引出塌方是危险的活，但大家都想去表现勇敢。陈东升的一句：我力气最大，都别争了。拍下了他去干这活的板。
左侧部的塌方顺利引发，但右侧部鼓捣了近二十分钟，也没见松动。陈东升仔细观察，看准了偏里处的一块石头是关键的支点，便将撬杠伸到那块石头的下面，用力猛撬。
倾塌的前奏响起，腿长的陈东升身手也敏捷，在塌方发生的瞬间，腾起一步跳离原位。但塌方下来的涌石还是比他快，追上来把他埋了半边身了。
看着陈东升领着一伙男知青下到了渠底，玉洁姐恢复了平静，她眼中的惊恐被浮上来的忧郁遮盖。她直视着陈东升那边，沉静得犹如一尊立在渠坝上的雕像。
腿上胳膊上都沾满泥水的秦豫姐，从下边的工地小跑过来，边跑边冲着渠底大声喊：陈东升，你没事吗？陈东升回头一笑：“没事”。“真的没事吗？”“真的没事。”
秦豫姐跑过去靠着玉洁姐站着，我看见俩人紧挨一起的自然下垂的手，手指交叉地握在一起。俩人都静静地注视着走向塌方处的陈东升。
玉洁姐对陈东升遇险后的一系列反应，可以说是过激。她叫陈东升为东升，说明俩人关系不一般。再就是秦豫姐与玉洁姐站在一起时的举动，简直就是一对亲姐妹。这些都让我非常不解。
我也想了起来，我们送饭到工地时，玉洁姐与我们点的女知青明显熟得多。现在看来这里有说道，并非我以为的是以前来抢修时，熟起来的那么简单。
要熟应该与所有的女知青都熟才对，但是对我们青年点之外的女知青，玉洁姐表现出来的都是客气和礼貌，看不出有距离很近的熟。
回饭棚的路上，我一声没吭，因为玉洁姐没说一句话。玉洁姐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，也衡量得出，我的好奇心膨胀了有多大。不客气地说，有着黑身份的我们，都异常敏感，年少时突然而至的、把生活搞得支离破碎的冲击，激活了我们所有的敏感神经。
我感觉得到，玉洁姐很想跟我说说，我也知道，她心里会有很多无处倾述的话，只是还没到说的时候。果然，这之后的第四天晚上，玉洁姐跟我说了差不多一整夜。
这次抢修进行了近整八天。第八天傍晚，最后一米的工程宣告完成。当时彩霞满天，这瑰丽的景象，好像是专为这场艰苦奋战后的胜利准备的。
我们把饭送上来时，参战的男女知青们都兴奋地站在青年渠坝上，有的还举着双臂欢呼，霞光给他们黑黑的脸，敷了层玫瑰红。怎么说呢？要说是吐露芬芳的血一样的青春，恐怕不合适。
这是一顿丰盛的晚饭，帮厨（应该说是主厨）的四川“厨娘”，用公社提前送来的猪肉，做了回锅肉，青菜里也多加了一些菜籽油。
每天都承受着繁重体力劳动的知青们，个个能吃，什么样的饭菜都能吃出狼吞虎咽相。相互间也爱打趣：都是饿死鬼托生的。这回总算开了大荤，又有满天的彩霞助兴，哪能不吃个热火朝天。最后，饭盆菜盆都见底，比刷的还干净。
由于完工的时间晚，公社领导怕晚上来，掀起不了匹配得上这次壮举的气氛，于是决定：全体知青不要连夜返回，就地休息一晚，等明天上午公社领导来讲完话后，再各回各的青年点。
第二天早饭准备完后，我跟玉洁姐回到土坯房。洗漱完，玉洁姐让我坐到她的竹床上，随后她盘腿坐在我的对面。
油灯的光，照在她清瘦的脸上，给原本缺乏温度的线条升了温。忧郁的双眼也被油灯的暖光铺满，反射着日出春江的生气。
“我把我知道的都跟你说。我感觉得到，你知道了一些，但不多。”玉洁姐说。我答是的。又说我的头脑中有太多的疑惑，现在都不敢太去触碰，因为一触碰就会把我吊得难受。
“你已经知道，你那间房子里出过的事，但你没跟点上的人提过。”
“是的。”
“四嫂嫂跟你说的。”
“是的。”
“我猜会是四嫂嫂。你知道那个女知青的姓名吗？”
“不知道。我想可能是四嫂嫂有忌讳，或者当时怕人看见她跟我说话，时间紧，来不及说。”
玉洁姐看着我，轻轻点下头。
直到这时，我也没感到玉洁姐说的话，有什么可吃惊的。也不知何种原因，我就是直觉到，玉洁姐该知道这些。
“你的房子里只有一张床。”
“是的。”
“以前是两张。”
“两张？”
“两张。那张已经不在的床，以前是我的。”
“你的？”
“我的。就是说你那间房子里，以前住两个人，另一个人就是我。”
玉洁姐的这些话，却让我吃惊了。虽然想到了玉洁姐会知道这件事，可怎么也没有想到，玉洁姐曾经与不幸的女知青，同住在那间土坯房里。
玉洁姐探过身，轻轻拍拍还在吃惊的我的膝盖。我感觉得到了玉洁姐，掌心上的抚慰，可我的吃惊实在太强，感觉涌上脸面的和从眼睛冒出来的，不能被轻轻的拍消解。
“巧合经常会有，也经常会猝不及防地出现。也搞不清是什么在给安排。其实也没必要非得给搞清楚，实际上也真搞不清楚，遇到了就顺其自然。”玉洁姐语气轻柔。
我心里想：可不就是么，什么在给安排，为什么要给安排？我们“洒尽满腔青春血”，一切交给安排，一切服从安排。但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安排，是明安排，我们有章可循。
怎么，在明安排的背后，还潜伏着暗的安排？暗流一样地发着劲，而我们却不知怎么去与之较劲，也找不到较劲的着力点？
我们一直都在被安排中，我们永远逃不出被安排，我们被明暗两重安排包裹着，我们无能为力、别无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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