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章 治天下（二）

    两都巡幸制

    从忽必烈对文天祥四年的漫长劝降道路上可以看出，他并不是一个排斥中原文化的人，恰恰相反，他还积极推进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融合，遗憾的是，直到他去世，大元朝都没能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，而后的皇帝又一门心思搞内耗，所以大元朝不足百年而倾覆。

    大元朝是明确有两个都城的王朝，即元上都和大都，大都以后的出镜率还挺高，我们现在先说上都，元朝的好多制度几乎都是在这里形成的。

    蒙哥（拖雷家老大，忽必烈排第二，阿里不哥老三，哥仨都是大蒙古国大汗，兄终弟及）在位时，忽必烈受命建立金莲川王府，总领漠南事务，1256年刘秉忠奉忽必烈的命令，在桓州城东、滦水北岸建城，是为开平府，1263年改开平府为上都，1271年忽必烈建立大元朝，定都上都。1272年改金朝国都燕京为大都，开始扩建（也为后世的北京城打下了基础），1274年忽必烈在大都接受朝贺，大元朝定都大都，从此大元朝就有了两个国都，两都巡幸制逐渐形成。

    两都巡幸制并不是像我们一样为了养家糊口而造成的，而是大元朝皇帝为了平衡南北，加强对草原各部族以及中原的统治而形成的，同时还可以让后世子孙保留草原上的生活本事（这和清朝承德避暑山庄秋围有异曲同工之妙）。

    每年的二月或者三月，皇帝从大都出发去上都，到九月或八月再回到大都，一个地方差不多待上半年，颇有不偏不向的意思。

    两都巡幸时候，场面也非常盛大，只留下少量官员和一个皇族管理政务，皇帝带着所有妃子、皇子和大量大臣、军队一起行动，不难想象场面有多壮观吧。

    尽管两都巡幸制是一项有积极意义的举措，但也是一个劳民伤财的活计。

    忽必烈作为两都巡幸制的确立者，因他自己喜欢象舆（你没看错，就是四头大象驮着的轿子，不知道那时候人是怎么驾驭四只大象同步的，关键这速度也不快啊，我只能说这位朋友兴趣特别），经常乘坐在两都之间往返，而使巡幸的队伍更加庞大。

    马可波罗曾亲眼目睹过忽必烈乘坐象舆出行打猎，四只大象驮着一个木楼，左右有上万名随扈，以至于他感慨说：“娱乐之甚，世所罕见。”

    忽必烈喜欢大象，所以就下令地方官员向他进贡大象，并有了上贡、出行等一系列制度，在1287年忽必烈平定乃颜之乱时曾用过大象阵，起到了一定作用，但是因为他乘坐象舆太过烧包，差点被叛军包了饺子，全赖属下死命相救，最后舍弃象舆骑马脱困。

    四等人制度

    四等人制度到底存不存在的争论，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歧视上，其实主观上讲这应该是没有的，至少在最初是没那么强烈的。熟悉草原游牧同胞们生活习惯的人就会知道，他们生活简朴，想法也简单。

    对自己的财产大抵会说有多少只羊、多少头牛或者多少匹马，羊么今年生的小羊羔多少只，去年留下来的有多少只等等。做生意也嫌一头一头数牛羊太麻烦，直接是这一群有多少只，什么价位，不要怀疑，就是这么简单粗暴。就好比没有粮仓会给你按斤售卖粮食一样，咱都上吨，这种计量方法在商业往来上或许弊端不大，但是用在治国之上，就要老命了。

    对于外人他们是佩服有真本事的人的，例如射雕英雄传里面的郭靖和丘处机，这都是有大本事的人，因此当时在草原被待为上宾（虽然是小说情节，但却是现实，有机会欢迎大家亲身体验一下来自草原同胞的热情）。

    元史上讲，蒙古人作为统治民族列为第一等级，其他根据所征服地区民族的时序，又依次分为色目人、汉人、南人三个等级（注意，这个等级分类不是以民族、信仰、身份、文化等分的，是以被征服的先后顺序，这也是我说四等人制度主观上是不存在歧视的原因，大概率是习惯使然）。

    这个四等人制度最初只是为了便于对统治区域内的人进行管理，从情理上来说，四等人制度在元初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治国要依法治，情理治国，变数太大，毕竟人的好恶不同，到后面就会慢慢变味，以至于客观上存在了歧视。

    两制并行和行省制度

    考虑到蒙古人数量问题，大元朝采用的是内蒙（草原制度）外汉（中原制度）两种制度。

    忽必烈没建立大元的时候，就崇尚中原王朝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制度，大元建立之后，忽必烈接受刘秉忠等人的建议，基本沿袭了金、宋旧制，也对蒙古旧制进行了改造，下令敕造太庙（但依然坚持老传统秘葬）。

    在朝堂上设置了中书省行使宰相之权，枢密院统领全国军队，御史台监察天下，宣政院管理全国宗教及吐蕃地区军政，在地方实行行省（这也是现在行省制度的初始形态）和路、府、州、县制，把全国分成了十个行省和两个特别行政区：辽阳行省：包括辽宁，吉林，黑龙江以及黑龙江以北、乌苏里江以东地区，省治辽阳；河南江北行省：包括河南、湖北、安徽、江苏省长江以北地区，省治汴梁（开封）；陕西行省：包括陕西省以及内蒙古、甘肃部分地区，省治京兆（西安）；四川行省：包括甘肃省、宁夏以及内蒙古部分地区，省治成都（成都的名字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）；甘肃行省：包括甘肃省、宁夏以及内蒙古部分地区，省治甘州（张掖）；云南行省：包括云南全境以及四川、广西部分地区；泰国、缅北部分地区，省治庆中（昆明）；江浙行省：包括浙江、福建两省和江苏南部地区，以及江西部分地区，省治杭州；江西行省：包括江西省大部和广东省，省治龙兴（南昌）；湖广行省：包括湖南、贵州、广西三省大部以及湖北省南部地区，省治鄂州（武汉）；岭北行省：包括中国内蒙古、新疆部分地区以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以及蒙古国全境，省治和林（改称和宁，现属于蒙古国）；中书省直辖（腹里）：包括河北、山东、山西三省，内蒙古大部分地区；此外总管全国佛教事务的宣政院，直辖西藏以及四川、青海部分地区。

    虽然管理机构设置上承袭了宋金和创新，但是在元朝官方机构中大蒙古国的官职也被保留了下来，而且分布于每一级官方机构之中，且具有绝对领导地位。比如行省作为大元朝最高行政机构，设丞相一人，蒙古人担任，在路府州县蒙古人必须任达鲁花赤（行政长官），色目人任同知，其他的低级官员才可以由其他汉人、南人担任，这就造成在中央核心机构蒙古人占绝对多数，而在地方又是其他族人占大多数，有点头重脚轻的意思。

    在这种二元制度下，大元朝黄金家族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，其他蒙古贵族控制在国家的中枢，负责制定国家政策，蒙古人在大元朝享有许多特殊待遇不纳税、不服徭役、当高官（元朝废除了科举制度，这个后面讲），而汉人、南人却处于被压迫的地位，为了维护蒙古人的特殊地位，忽必烈还下令实行分居制和禁止通婚制度，这都为后面国家矛盾激化埋下了祸根。